（吉隆坡9日讯）政府落实行动限制令（MCO）后，许多人的生计都受到严重冲击，流动厨房（Soup Kitchen）的工作人员透露，在之前的MCO，前来排队领取食物和寻求庇护的人明显增多，其中许多是新面孔。
“街头厨房”（Dapur Jalanan）负责人埃祖安迪恩加迪（Ezzuandi Ngadi）表示：“MCO期间，这里出现人潮，当时来找我们的人，不是所有人都是无家可归的，还有因为面对其他问题的人。”
他说：“有地方住的人也来了，他们就住在Jalan Petaling附近，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工作，也没有钱了，没有东西吃。”
为了避免出现大规模裁员，政府为工资补贴计划拨款近130亿令吉，以及为联邦援助拨款数十亿令吉，但活跃分子表示，并非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能从中受益。
尚不清楚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但活跃分子指出，不是所有人都能轻易接触到这些资讯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，这些需要帮助的人通常不知道他们是否符合获得援助的资格。
弱势群体难以获得政府援助
弱势群体往往认为，社区经营的“厨房”比政府福利机构更容易获得，对他们来说，许多申请政府援助的过程非常繁杂。
流动厨房赞助者表示，对于那些不懂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的人而言，透过应用程序来申请肯定会遇到困难。有些贫困者根本就买不起智能手机，或者没有机会使用手机上网。
埃祖安迪说：“这个社区存在‘错误信息’，因此出现数字化差距。大多数信息是通过面对面交谈获得的，他们难以获得有关疫苗、人民关怀援助金（Bantuan Prihatin Rakyat） 或生活援助金（Bantuan Sara Hidup） 援助的信息。”
他补充：“许多人感到困惑和被错误信息误导，导致他们无法获得帮助。”
政府官员说，迄今为止，工资补贴计划已让32万2177名雇主和264万名雇员受益。
同时，今年的人民关怀援助金耗资27亿5000万令吉，一共有840万人受惠，其中超过300万人属于低收入家庭和个人，以及100万名老年人。
没保障非正式员工
但独立经济学家认为，这些数据没有考虑到大量的非正式员工，他们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，政府是根据社会保障体系来提供疫情救济援助。
非正式员工没有获得社会保障，无论企业地位如何，估计是2011年的人数的两倍，约占总就业人数的16.8% ，或者在2019年有250万名非正式员工。
去年5月，第一个MCO结束时，失业率跃升至约80万人，创下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高的记录。截至今年4月，该失业率几乎减半，但仍未达到疫情前的水平。
社区福利中心负责人向《Malay Mail》表示，许多人因封锁而被迫休假，在过去的两次MCO，这些人出现在他们的庇护所。他们领取食物，或者请求给予现金，以支付拖欠的租金。随着我国实施第3次MCO，预计他们会再次来到这里。
Pertiwi Soup Kitchen创办人拿督穆尼拉哈米（Datuk Munirah Hamid）表示：“你必须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无家可归，许多来这里的人实际上都有工作。”
她表示：“大多数人都有工作，但因为MCO，他们没有办法赚钱，所以他们来找我们寻求金钱援助，因为他们需要缴付房租。在之前的两次MCO期间，当中许多人都遇到这种情况，但是当解除MCO后，许多人没有再来了，因为他们找到工作了。”
“我们还不知道第3次MCO ......他们可能会回来。”
外劳与移民被排除
这些由“无产阶级”和“不稳定的”两个词组成的本地“无业游民”，现在加入了长期陷入困境的外劳、难民、寻求庇护者和无国籍者的行列。
Beyond Borders Malaysia创办人玛希（Mahi Ramakrishnan）表示，这些长期遭受国家排斥的“隐形”社区也不断面临执法人员逮捕和勒索的威胁，迫使他们逃避工作并躲藏起来。
截至2021年3月，我国约有17万8920名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联合国难民署（ UNHCR）登记，这些人几乎都是靠每日或每周的薪水来生存。然而我国不承认难民并禁止他们就业。
玛希表示：“政府的援助对象不包括移民和难民。因此，他们在疫情期间，仍是受到最严重冲击的群体。”
“非政府组织一直在提供帮助，但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，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，难民和移民将继续努力争取食物、租金或获得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。这是令人憎恶的事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