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吉隆坡30日讯)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首席私人秘书丹斯里苏克里(Shukry Mohd Salleh)指出,纳吉指示他要求国家稽查局的稽查报告中,修改部分敏感资讯,当中包括在逃富商刘特佐曾参与其中的资讯。

苏克里也是纳吉涉嫌篡改一马发展公司(1MDB)稽查报告案的第11名证人,他今日在庭上供证时指出,纳吉曾于2016年2月26日在其办公室进行的一项会议中指示他这么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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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说,他之后联络当时领导1MDB特别稽查团队的莎阿达杜(Saadatul Nafisah Bashir Ahmad)。

“在2016年2月26日,我在纳吉的办公室与他会面,纳吉指示我说:‘苏克里,你去跟稽查(局)谈谈,不要把所有敏感及包括刘特佐涉及1MDB在内的相关事情涵盖在报告。之后如果这件事被反对党知道,就会掀起课题。’之后我就联络了莎阿达杜,告知他纳吉的指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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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吉在2016年2月24日,与时任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阿里韩沙、总稽查司丹斯里安比林及时任1MDB总执行长阿鲁甘达等人会面后,于26日与苏克里会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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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早前的供词,有关删除稽查报告中部分资讯的决定,包括省略2014年2份财务报告矛盾的财务报告及刘特佐涉及公司事务的事项,是于2月24日的会议上作出。

苏克里在早前供证时指出,在2月24日,阿里韩沙指这次的会议是为了“协调”有关纳吉不满稽查局针对1MDB的稽查报告中的数项事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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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续说,在相关会议中也讨论到1MDB两份矛盾的财务报告,而此事会对国家带来负面影响。

“这是因为若一家有如1MDB这种在大马政府旗下的大公司可被操纵的话,这会对投资者情绪带来影响。”

提及原版的稽查报告一事,苏克里供证说,他对纳吉指时任国家元首同意推迟发行在2009年5月27日的会议上议决的50亿令吉伊斯兰债券一事感到怀疑。

无论如何,他指出,内阁在同一天却指说没有被告知已延迟发行伊斯兰债券一事。

“对我而言,报告中使用的措辞表明纳吉似乎在隐藏些什么。当时,我只是对纳吉是否有就此事依法告知内阁感到质疑。在那次的会议中,在听取总检察署代表——拿督祖基菲里阿末的法律建议后,决定搁置此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