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吉隆坡13日讯）前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阿里韩沙曾于2016年，指示先别打印修改版的一马发展公司（1MDB）终极稽查报告，直到时任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批准为止。
曾领导1MDB特别稽查团队的莎阿达杜（Saadatul Nafisah Bashir Ahmad），是“纳吉与前1MDB总执行长阿鲁甘达，涉篡改1MDB报告的联合审讯案”中的第7名控方证人。她今日供证时说，她曾于2016年2月29日早上约9时30分，到阿里韩沙的办公室，呈上终极稽查报告的草稿。
“他告诉我，不要打印这份1MDB的终极稽查报告，直到纳吉指示和同意为止。
“我记得，丹斯里阿里韩沙告诉我‘不要打印报告，直到他亮绿灯’。他说这会影响国家政局。”
据了解，呈给阿里韩沙的终极稽查报告是修订版，因为阿鲁甘达和数名高阶官员，包括阿里韩沙要求从报告中移除一些内容。
随着阿里韩沙主持一系列的会议，并要求修订后，1MDB特别稽查团队最终决定从报告中移除4项资料。
莎阿达杜说，阿里韩沙的资深私人秘书拿督诺拉阿兹曼（Norazman Ayob）曾在2016年2月28日联系她，以传达阿里韩沙的要求，即当天下午4时前，提交1MDB最终稽查报告的草稿。
“既然2016年的2月28日是星期天，而那份报告仍处于更新阶段，我就告知拿督诺拉阿兹曼，在我得到主管（时任总稽查司丹斯里安比林）的同意，我会在隔天交报告，即2016年2月29日。”
她说，安比林曾基于安全理由和政府首席保安官办公室（CGSO）的规矩，拒绝诺拉阿兹曼的要求，即提供电子档版本的报告。
她说，在获得安比林的批准后，她在2016年2月29日，将报告的草稿呈给阿里韩沙。
她说，阿里韩沙的办公室又于2016年3月1日早上10时，召开一场由阿里韩沙主持的会议，当时阿鲁甘达和1MDB稽查团队旗下的小队伍代表也赴会。
她说，阿鲁甘达曾在那场会议上要求再修改报告，但专注于稽查司在1MDB稽查报告中的用词。
她说，1MDB稽查司不同意阿鲁甘达的要求，原因是自从1MDB无法在2016年1月30日提供相关文件和解释，那么1MDB算是同意了报告内容。
她说，修订版的1MDB终极稽查报告于2016年3月1日下午6时发送出去打印，而隔天一大清早，列印工作就已完成。
她说，诺拉阿兹曼曾要求她提供2份已打印好的报告给纳吉和阿里韩沙，好让2人向国会公账会解说前，事先过目报告内容。而她也在获得安比林的同意后，这么做。
她说，这些报告提呈给国会公账会成员，而1MDB特别稽查团队也曾于2016年3月4日和7日，向公账会汇报报告结果。
尽管如此，她指出，其实1MDB特别稽查团队曾于2016年2月20日完成终极稽查报告，并将报告送去列印，为原定于2016年2月24日的汇报会做准备。
不过，由于纳吉于2016年2月22日起，一连串的要求会晤安比林，还要求从报告中移除内容，因此2月24日的公账会汇报会开不成。
在“纳吉与前1MDB总执行长阿鲁甘达，涉篡改1MDB报告的联合审讯案”中，纳吉被控滥用首相和财长职权。控状指他曾于2016年2月，指示在提呈给国会公账会前，先修改总稽查司对1MDB的报告，以避免任何民事或刑事罪，而阿鲁甘达则被控告教唆纳吉篡改报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