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吉隆坡13日讯)前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阿里韩沙曾于2016年,指示先别打印修改版的一马发展公司(1MDB)终极稽查报告,直到时任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批准为止。

曾领导1MDB特别稽查团队的莎阿达杜(Saadatul Nafisah Bashir Ahmad),是“纳吉与前1MDB总执行长阿鲁甘达,涉篡改1MDB报告的联合审讯案”中的第7名控方证人。她今日供证时说,她曾于2016年2月29日早上约9时30分,到阿里韩沙的办公室,呈上终极稽查报告的草稿。

“他告诉我,不要打印这份1MDB的终极稽查报告,直到纳吉指示和同意为止。

“我记得,丹斯里阿里韩沙告诉我‘不要打印报告,直到他亮绿灯’。他说这会影响国家政局。”

据了解,呈给阿里韩沙的终极稽查报告是修订版,因为阿鲁甘达和数名高阶官员,包括阿里韩沙要求从报告中移除一些内容。

随着阿里韩沙主持一系列的会议,并要求修订后,1MDB特别稽查团队最终决定从报告中移除4项资料。

莎阿达杜说,阿里韩沙的资深私人秘书拿督诺拉阿兹曼(Norazman Ayob)曾在2016年2月28日联系她,以传达阿里韩沙的要求,即当天下午4时前,提交1MDB最终稽查报告的草稿。

“既然2016年的2月28日是星期天,而那份报告仍处于更新阶段,我就告知拿督诺拉阿兹曼,在我得到主管(时任总稽查司丹斯里安比林)的同意,我会在隔天交报告,即2016年2月29日。”

她说,安比林曾基于安全理由和政府首席保安官办公室(CGSO)的规矩,拒绝诺拉阿兹曼的要求,即提供电子档版本的报告。

她说,在获得安比林的批准后,她在2016年2月29日,将报告的草稿呈给阿里韩沙。

她说,阿里韩沙的办公室又于2016年3月1日早上10时,召开一场由阿里韩沙主持的会议,当时阿鲁甘达和1MDB稽查团队旗下的小队伍代表也赴会。

她说,阿鲁甘达曾在那场会议上要求再修改报告,但专注于稽查司在1MDB稽查报告中的用词。

她说,1MDB稽查司不同意阿鲁甘达的要求,原因是自从1MDB无法在2016年1月30日提供相关文件和解释,那么1MDB算是同意了报告内容。

她说,修订版的1MDB终极稽查报告于2016年3月1日下午6时发送出去打印,而隔天一大清早,列印工作就已完成。

她说,诺拉阿兹曼曾要求她提供2份已打印好的报告给纳吉和阿里韩沙,好让2人向国会公账会解说前,事先过目报告内容。而她也在获得安比林的同意后,这么做。

她说,这些报告提呈给国会公账会成员,而1MDB特别稽查团队也曾于2016年3月4日和7日,向公账会汇报报告结果。

尽管如此,她指出,其实1MDB特别稽查团队曾于2016年2月20日完成终极稽查报告,并将报告送去列印,为原定于2016年2月24日的汇报会做准备。

不过,由于纳吉于2016年2月22日起,一连串的要求会晤安比林,还要求从报告中移除内容,因此2月24日的公账会汇报会开不成。

在“纳吉与前1MDB总执行长阿鲁甘达,涉篡改1MDB报告的联合审讯案”中,纳吉被控滥用首相和财长职权。控状指他曾于2016年2月,指示在提呈给国会公账会前,先修改总稽查司对1MDB的报告,以避免任何民事或刑事罪,而阿鲁甘达则被控告教唆纳吉篡改报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