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吉隆坡7日讯）一马发展公司（1MDB）曾在6年前，在提供文件和协助政府稽查师准备公司的稽查报告时，面对一些困难。

前1MDB总执行长阿鲁甘达的代表律师拿督西瓦南登（N. Sivananthan），今日在高庭询问前稽查师莎阿达杜（Saadatul Nafisah Bashir Ahmad）期间指出，其当事人（阿鲁甘达）曾在2015年12月1日的国会公共账目会委员会（PAC）会议上说过，警方在数个月前搜查公司，并且查封文件和电脑，以协助调查。

曾领导1MDB特别稽查团队的莎阿达杜是“纳吉与前1MDB总执行长阿鲁甘达，涉篡改1MDB报告的联合审讯案”中的第7名控方证人。

西瓦南登指出，其当事人曾告知公账会，表明会致力向第三方拿回任何文件，以及会为总稽查署向警方索取相关文件。

对此，莎阿达杜证实阿鲁甘达确实曾如是告知公账会。

莎阿达杜追溯2015年12月16日，其部门（1MDB特别稽查团队）在一场与1MDB的会议上，1MDB官员要求与总稽查署的稽查师召开更多次的会议，以厘清特定事情，才把报告拿去打印。

“我们限定他们最迟在2016年1月30日提交相关文件，好让我们继续完成报告。

“我们在为自家稽查师索取文件方面，面对困难。”

尽管如此，西瓦南登纠结于2016年1月30日这个截止日期，并指这个最后期限并没在当时的会议上说明。

对此，莎阿达杜回应：“我想我是口头要求的。1MDB是知道的，但没记录在会议记录里。

至于她与时任总稽查司丹斯里安比林都有出席2016年2月24日的会议，她证实阿鲁甘达依在会议上的立场，与后者在公账会听证会的立场一样。

此前，莎阿达杜供证时说过，2016年2月24日的会议，是在时任政府首席秘纳吉书丹斯里阿里韩沙的办公室召开的，并指曾强调保护国家和时任“领导层”的形象。

她说，当时1MDB稽查司被要求从终极报告中，移除4项内容，包括两份财政报告，及公司会议记录里的刘特佐名字。

她说，总稽查署到了2016年3月4日至7日，才把1MDB报告呈给公账会。

她说，总稽查署和1MDB另外两次会议是于2016年2月25日和26日进行的，当时稽查师同意在稽查报告中，修改57个地方。

“若我们修正57处，就意味着要改很多字眼，以及整体内容的呈现方式。

“阿鲁甘达说，稽查报告里有很多‘严重’字眼，恐怕影响读者。”

她说，安比林是唯一能批准修正的人，但前提是要提供合理的说法。

此案承审法官为莫哈末再尼（Mohamed Zaini Mazlan），案件将于9月27日续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