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吉隆坡8日讯）司法界认为，相比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（1）条文，总检察署援引刑事法典第505（b）条文来对付任何散播2019新型冠状病毒（武汉肺炎）假消息的人士，是明智之举，因为此条文定义清晰，也不会被滥用。
刑事法典第505（b）条文阐明蓄意导致公众恐慌和破坏公众安宁的罪名。
人权律师谢瑞詹（Syahredzan Johan）接受《Malay Mail》访问时说，既然援引刑事法典第505（b）条文，这说明总检察署不仅是对付那些“纯粹”散播“假新闻”或假消息的人士。
“其实，这不关乎‘假新闻’。我们必须谨记，刑事法典第505（b）条文本身没争议。相反，刑事法典第505（b）条文经常成为‘我们不需要煽动法令或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（1）条文’的理由。
“我觉得很多人对总检察署援引这项法令没异议，特别是当国家面对公共卫生议题时，竟还有人通过言行加剧情况。”
他认为，在处理武汉肺炎假消息方面，总检察署的决定是合理的，因为假消息会引起人民恐慌和畏惧。
他说，散播假消息也加重卫生部官员的负担，他们不但要打击假新闻，还得致力遏制疫情爆发。
“我们已经看到卫生部的官员说，打击假新闻也是他们的分内事，但这间接减少了抗疫的资源。同样的，我认为当局也可以援引刑事法典第505（b）条文来对付任何散播种族与宗教仇恨的人士。
另外，捍卫自由律师团（Lawyers For Liberty）执行董事梅丽莎（Melissa Sasidaran）认为，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，而且当局可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，而限制言论自由。
她说，很多政府机构，包括警方、卫生部和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多次促请社交媒体用户，不要藉着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或贴文，来引起人民对武汉肺炎的恐慌。
“这个理由很清晰，因为严重的假消息会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，并加重政府在解决问题的负担。”
此外，宪法律师林伟杰（Lim Wei Jiet，译音）也表明支持总检察署援引刑事法典第505（b）条文的决定。
“政府不必依赖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（1）条文，因为其定义太广，而且容易被滥用。刑事法典的条文则直截了当，适用于特定情况。
“我觉得援引刑事法典第505（b）条文没什么不妥，或许未来可以修改条文字眼，以确保不被滥用。
“我们不希望政府因为看到有人在网上表达不满，就随意援引此条文。我希望政府未来会检讨这项条文。”
他认为，对付那些散播假消息的人士是正确举措，因为这说明现有法律足以应付那些惟恐天下不乱的人士。
资深律师沙彼特拉兹（Sachpreetraj Singh）也表明力挺总检察署援引刑事法典第505（b）条文，来对付散播新型冠状病毒（武汉肺炎）假消息的人士。
“我认为相比惩罚更重的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，刑事法典更适合用来惩戒违法者。
“不过，在刑事法典下，罪犯也可能承受重罚，这要胥视法官再怎么判。”
早前，一名女记者涉嫌在面子书发表新型冠状病毒课题言论引起公众恐慌，结果于本月5日在推事庭被控3项罪名，惟她不认罪。
一旦罪成，最高刑罚为监禁两年或罚款，或两者兼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