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吉隆坡日讯）澳洲塔斯马尼亚大学亚洲研究教授詹运豪认为，新经济政策落实50年后，马来人已经视新经济政策为理所当然的“马来特权”，因此非马来人要求“理性讨论”来改革该政策，是天真与不切实际的想法。
新经济政策（下称NEP）是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冲突后，由巫统主导的国阵政府于1971年所推行的扶助土著政策，宗旨有两个：第一，拉近种族特别是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之间的财富悬殊；第二，重组社会，让各民族都参与专业与经济领域。
詹运豪在题为《马来西亚的50年扶助政策》的文章中指出，普遍认为，马来人与非马来人的经济能力差距，是殖民者的“遗产”，而NEP被马来执政者视为“纠正”这个历史不平等的“灵丹妙药”，然而这项政策最后变成了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洪水猛兽。
出现马来特权怪现象
他说，在NEP下，马来精英发现只要高喊“马来议程与权益”，一切都可以变得理所当然，所以很多没有涵盖在NEP中的政策逐一诞生，例如：土著房屋优惠、只供土著的银行贷款、政府工程合约、大学学位以及奖学金设有土著固打制等。
“社会也出现一种新的种族基础，那就是马来人是可享有特定特权的土著，而华人及印度人则‘非正式‘被称为’外来者‘（pendatang）。”
“这种意识形态广泛地被认知为‘马来主权’，意思就是马来人至上。在政府行政方面，土著代表被挑选的土地主人，而非土著则低人一等的公民，这种倾向土著的政策形态，导致马来西亚合法化种族主义，例如在广告中出现‘只限土著’，变成一种平常事。”
詹运豪说，在“土著30%股权固打”等优先土著的经济政策下，很多马来商人走上了这条成功捷径，然而也有更多获得土著执照、股份的马来人，将之转售非穆斯林以赚快钱，一夜致富，这与NEP要提升土著经商能力的宗旨背道而驰。
“更甚的是，那些通过NEP尝到甜头的‘马来商人’，变得完全依赖政府，认为政府合约保留给他们是理所当然的。这种商业模式打着‘马来议程’的旗号，以‘非马来人主导经济’的恐惧来不断煽动马来人，而马来精英也认为政府必须介入，才能让马来人享有平等的经济蛋糕。”
他说，非马来人为了得到只开放给土著的政府工程与合约，就通过“阿里巴巴”的模式，即找一个土著成为公司的持牌人，然而实际管理公司的是非马来人，这样就能获得“土著合约”。
马来政党与马来商人互惠互利
他直言，NEP之所以受到马来社会的热捧，除了马来人需要政府的扶助，而巫统也需要马来富豪提供资金来搞政治。
“这是一种简单又显而易见的交易关系。巫统要那些通过NEP受惠的马来大亨，捐助资金给巫统，特别是大选时期，这是一种政治与商业之间的双赢局面。”
“而且，这是一种‘自供自给’的生态，巫统给与马来人无限的机会，然后获得政治资金，而那些因此致富的马来商人则因为受了巫统恩惠，需要支持巫统包括巫统的种族主义。”
非马来人的困境
詹运豪说，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下，许多华人与印度人都选择移民，根据数据，自落实NEP以来，超过200万大马人移民，其中90%是非马来人。
他说，很多移民者选择去新加坡，而新加坡坊间一直都广传一个笑话：新加坡是大马华人及印度人所建立起来的，这是对充斥种族歧视的前祖国的一种嘲讽。
他继称，NEP经过50年的洗礼，马来西亚人普遍认为NEP是需要无可避免的，有人建议把富有与中产马来人排除在NEP之外，并给予贫穷马来人直接的援助。
“非马来政党压倒性认为NEP已经乖离宗旨，必须推出新的政策（不是单纯改革NEP而已），不分种族扶助有需要的国人。他们也认为，只有色盲的扶助政策，才能让马来人与非马来人团结起来。”
然而詹运豪认为，持有上述想法的非马来人是天真与不切实际的。
“理由很简单，马来执政者非常依赖NEP寻租主义者（Rent-seeking，一种通过垄断手段获得垄断性利润的非生产性寻利活动）的支持才能生存。”
“同样的，马来中产也视NEP为他们后代的特权制度，他们不想自己的孩子需要竞争，也不认为有竞争的必要。”
“总的来说，NEP落实半个世纪后，要理性讨论此课题已经不可能，出生在NEP时代的马来新生代，认为NEP是他们的前途之光，完全没想过NEP需要改变，因为‘特权’已经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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