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党轮替之後才是真正挑战的开始，2018年5月9日不过是马来西亚人跨出民主长征的第一步。环顾世界各国，没有一个民主国家，因为换了一次政府，就立即变成完美的民主国家，马来西亚作为一个新兴独立国家，近一甲子才看到第一次的政党轮替，前路依然漫长。

政党轮替之後，转型正义不会一步到位，更何况社会力量才刚刚解放，接下来的马来西亚不会是有序的改革，期待看到一切整齐有序的人肯定会失望，因为民主本来就是一个包容各种杂音的制度，大家在杂音之中找到共鸣，组成最大公约数前进。

所以，紊乱的感觉免不了。就好像2000年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後到2008年，在行政院、立法院乃至於中央行政办公大楼门前的抗议、示威、游行，无日无之。采访这些游行是那个年代新闻系老师派给学生的作业，当时乘着巴士经过行政区看着拉着布条抗议的各种社会团体，是一种生活常态。接纳并尊重社会中必然有不同的声音，是民主社会每一个人必须具备的民主素养。

抗议与游行并不会随着第一次政党轮替而消失，我们甚至可以预见抗议丶游行会随着新政策出台而更多，规模不一定如往日一般，但次数会更频繁。如果说抗议游行是人民在民主制度中的基本权利，那麽新政府必须接纳各方有行使这项权利的自由。

改革媒体环境

两个星期以来，许多人最不习惯的就是突然换了调的主流媒体，对做惯了几十年在野党的政治人物而言，何尝不是一种全新的体验。

问题在於，大家不应该容许这样的情况存在。从哲学的角度观之，新闻不可能全然客观中立，但媒体至少可以公平报导。过去媒体备受箝制，连公平都做不到而饱受批判。现在新政府上台，媒体应该做到持平，才能推动马来西亚民主的前进，否则不过是复制过去的错误。

新政府正在研拟废除好些箝制媒体的恶法，媒体人的意见更显重要，如何确保媒体在日後的马来西亚无论天如何变，希望联盟、国阵还是其他政党组织政府，媒体都不再面对过去的窘境，从小记者到媒体主管都必须参与形塑未来的媒体环境。

新上任的内政部长慕尤丁（Muhyiddin Yassin）已经喊出废除《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》、多媒体部长哥宾星（Gobind Singh）也承诺废除《2018年反假新闻法》；接踵而来的问题是，媒体从业人员该如何应对瞬息万变的媒体环境，并建立一个业界内部机制，让媒体自我鞭策正向发展，而不是让媒体素质崩坏，让政府权威力量有机会介入，最终戕害言论自由。

政治上的改革牵动各类政策变更，教育领域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环境中得到最多人的注意，从教育部长任命引发的争议，就可以知道国人多麽在意这个部门。因为教育政策是各种政治力量角力，国家族群政策未来方向最为显眼的领域。

1968年10月26日，民政党与民主行动党展开六个小时半的"文化大辩论”，谈的就是马来西亚作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国家，究竟应该以哪一种文化政策为依归，民主行动党坚持的是多元文化的文化民主政策。隔年的选举联盟惨赢，发生五一三事件，民政党加入国阵。

文化多元共荣

巧合的是，今年的10月26日将是文化大辩论五十周年，民政党在文化大辩论的五十年後输到一席不剩，5月9日政党轮替後的四天，马来西亚平静度过五一三，族群冲突恐惧烟消云散。或许，也是时候回顾五十年前立国时的想法，和我们往前走的方向。

马来西亚是一个落在三大文明体系边陲的国家，这三大文明即东亚文明、南亚文明与南岛语群。马来西亚的华语社会相比东亚是边陲，印裔社会相比南亚次大陆更是边陲，而马来文化圈虽然不断与印尼抢夺文化主导权，但是後者是一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大国，我们在语言传播、文化输出上终究会在数量上输给印尼。

可是，我们拥有的强处正是任何一个文化中心所没有的，我们的土地是一个混杂了三大文明与文化的土壤，大部分受过教育的新生代都是天生的口语翻译员，不需要专业训练，都可以自在的做语言转换。

新任教育部长马智礼（Maszlee Malik）看到了这个过去许多人看不到的强处，我们的多元有别於各个文明中心的纯正，我们不需要去和各文明中心竞逐纯正血统，马来西亚应该引以自傲的是多元与异质。

在媒体出版得以解脱过去权威束缚，各种讨论必须跨出过去的语言框架，让马来西亚成为东南亚乃至亚洲的多语媒体处理中心，才是马来西亚最强的软实力。这需要教育部从基底变革，也需要媒体、文化界釜底抽薪，更需要每一个人跨出旧有的国阵族群治理框架。

政党轮替之後，苦劳才刚开始，我平静的迎接换政府，对未来五年保持乐观想像，期待各个社会力量审慎推动改革，让得来不易的轮替果实可以在五年後持续丰收。

黄书琪

柔佛州居銮区侯任国会议员